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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美國全年的電影票房約77億美元，而當年的中國電影票房是9億多元人民幣。201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整十年，當年逐步開放中國電影市場的承諾，曾經讓電影人充滿恐懼地等待“狼來了”之后的景象，卻不想在入世的十年中走出了從未想過的變局。就在剛剛過去的兩個月的時間里，就有《將愛》《武林外傳》等幾部影片的票房輕松過億，“過億”對于如今的電影來說，似乎已經不再是什么神話了。
2000年，美國全年的電影票房約77億美元，而當年的中國電影票房是9億多元人民幣。
反差如此之大的數字對比，讓當時的無數中國電影人對美國的電影市場眼紅耳熱，也不得不對國內電影產業的稀疏寥落慨嘆不已。那時的人們不會想到，10年之后的2010年，中國電影的票房成績突破了100億元人民幣，樂觀者更預期，下一步會達到年票房200億。
201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整十年，當年逐步開放中國電影市場的承諾，曾經讓電影人充滿恐懼地等待“狼來了”之后的景象，卻不想在入世的十年中走出了從未想過的變局。就在剛剛過去的兩個月的時間里，就有《將愛》《武林外傳》等幾部影片的票房輕松過億，“過億”對于如今的電影來說，似乎已經不再是什么神話了。
十年的光影之旅，國內票房市場從寂寥到沸騰的改變恍如隔世，十年來，沈陽人伴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走過了怎樣千回百轉的旅程？
李富林，黑龍江人，青年時代參軍成為一名建筑工程兵，1966年開始作為部隊電影放映員，從此開始了他的電影人生。此后，先后任放映組長、機師，負責沈陽軍區的放映管理和技術培訓，直至沈陽軍區軍影站站長。
1992年他轉業分配到遼寧省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先后任基建辦主任、銀泰影院經理等職務，主持建設改造了星辰夢幻影都、銀泰影城等電影院，作為電影公司總工程師，見證了沈陽電影由低谷再次崛起的歲月變遷。2006年退休后，他繼續幫助其他影院建設，并對電影市場進行考察，如今致力于在沈北虎石臺地區開設東北地區第一家建在鄉鎮的多廳電影院。
“沈陽電影的第一個分界線，是1987年。”坐在記者對面的李富林，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他曾經多年在遼寧省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工作，干了大半生有關電影的工作，也用自己的歲月見證了沈陽電影事業的發展。
“1987年之前，中國電影火爆到什么程度？一句流行的話是有8億人民就有8億觀眾。那時候，但凡放電影，婦女抱著嬰兒、大人小孩搬著板凳去看，從大城市到鄉村，無不涌動著這樣的觀影熱潮。”
李富林就是在這樣的熱潮中成長起來的，從12歲自己在玻璃上畫小人、然后用惟一的家用電器手電筒照著給自己放電影玩開始，他的心愿就成了“長大了能自己放電影該有多好”。
機緣巧合，后來他到了部隊，真的成了一名電影放映員，就像電影《天堂電影院》里的主人公，那些在轉動中帶來神奇影像的膠片被他視若珍寶，從1966年到1992年，他從一個普通放映員開始做起，整整做了26年的時間。
那時候，李富林所在的流動放映隊每周放一場電影，他曾帶隊參與放映了《廬山戀》、《小花》等國產片，也有外國引進的《追捕》、《葉塞尼亞》等。那時的他們大概也算是最受歡迎的人了，每每放過之后，所聽到的老百姓說話都是在模仿電影臺詞。
1987年是一個轉折點，此前可以算中國電影的第一個高峰階段，觀眾是如此熱情，以至于很多電影人直到如今還在念著那時候的好時光。1987年之后，電視日漸普及，電影尚沒有進入改革日程，李富林所在的放映隊，從原來獎金高于工資的狀態，忽然變成了發不出工資，變化之瞬息，幾乎可以稱為“一夜之間”。
那時候，電視劇成為觀眾新的追逐熱點，《上海灘》等電視劇火爆一時，人們可以在家里吃著瓜子抽著煙，邊看電視邊聊天。相形之下，電影在那個時代，還是冬天冒嚴寒夏天冒酷暑的“苦差事”，日漸冷落之趨勢也就顯而易見了。
上世紀90年代之后的沈陽電影院，蕭條零落之景象令人心酸。從1992年起到省電影公司工作的李富林回憶說：“最困難的時候，東北電影院接近2000人的大廳，一天下來竟然只賣出了5張票。影院靠票房收入養活不了員工，于是窮則思變，‘三產’的概念被提起，當時這也是社會潮流。東北電影院搞了個小百花舞廳，當時在太原街是小有名氣的；光陸電影院在一樓賣服裝和皮貨，還有的電影院開了飯店，北陵電影院賣墓園，果然是光怪陸離。還有一些電影院改頭換面成了錄像廳，當時還沒有VCD等設備，只能利用錄像帶加投影或者大電視，放一些香港流入的片子，也成了當時很多電影院的生存之道。”
于是，社會上發起了廣泛的呼吁：改善影院的環境，把觀眾請回來。這個口號提出了約十年的時間，然而實際情況卻未見改觀，資金仍舊是困擾電影人的主要問題，而對于觀眾而言，電視的如火如荼與電影高票價的寥落冷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分析這一階段的原因，李富林認為，原因有三點，“其一是影片生產，國產片質量不高，缺乏資金，沒有叫座的大片，而進口片片源較少；其二是放映場所老化，沒有改造環境的資金，放映設備陳舊；其三是觀眾的消費能力，錢少，票價高漲。”
“走出去”是李富林對新世紀遼寧電影的概括，“因為從那一年開始，我們為了試圖尋找出路而把目光投放到全國。”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電影業在開放的傳媒業中首先沖鋒，中國電影對內的院線制改革也在同時代悄然間興起。
“最初電影的放映以區域為劃分，省電影公司具有一部分行政職能，管理省內的電影發行渠道。”李富林說，“改革以后的院線制，以資本為紐帶，院線擁有遍布全國的影院，改造影院成為可能，而其直接對制片方與觀眾，有效地把握了市場需求。”
對于普通觀眾而言，改革帶來的最直觀感受就是電影院里出現了觀眾回流的現象。2002年，張藝謀的商業電影《英雄》上映，當時的專家們對此電影在藝術內涵上的看法褒貶不一，但近10年之后的今天，回過頭去看那部電影，以及張藝謀后來拍攝的《十面埋伏》、《三槍拍案驚奇》等作品，不難看出張藝謀已經徹底脫離了文藝電影的路線，而完全投身于商業電影之中，那些給出“張藝謀在走下坡路”的判斷，從文化內涵的角度來說不無道理。但是，還有另外一個答案無法否定正是那部《英雄》，在最開始直面了市場的考驗，把整個中國電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商業和市場徹底開始顛覆并重建電影產業。
改革帶來的另一個改變是電影院改造。早在2000年，李富林所在的省電影公司開始改造星辰夢幻影都，這是東北地區首創的多廳電影院，此前的電影院在人們的記憶中只是一個大劇場而已，多廳的改變為改革后片源增加做好了準備；第二年9月，李富林又親自參與設計、經營和組建了銀泰影院，這又創了一個記錄此前，人們印象中的電影院都是自成一體的，銀泰影院成了東北地區第一個建在商場里的電影院。這兩個當時看似奇特的變化，卻成為此后十年電影院的一種常規認知。
“優質商業電影生產增加，引進外國電影增加，觀影環境提升，觀眾消費意愿養成，整個電影產業才能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李富林說。
十年，變化或許可以通過這組數字變得直觀：2000年國產電影只有83部，2010年突破500部；2000年國產電影的票房只有4.6億元，2009年達35.1億元；中國電影院在2000年是1000家，2010年近2000家；全國電影銀幕2002年是1019塊，2010年達到了約5000塊。而這改變的過程，自然是充滿艱辛的。
“你知道在《英雄》之前，讓老百姓到電影院看一場電影有多不容易嗎？”李富林回憶影院改造之初的情景，“2002年，銀泰影院依托的商場停業了，我們曾經賣過5元看4部電影的‘一票通’，可還是沒有人來。于是我們又創新，想出了賣團體票的辦法，銷售員走了好幾天只賣出了50張；第二個銷售員到遼大挨個兒宿舍問，走了40多個宿舍，才賣出了8張票……”講述者的回憶中，當年如同一個笑話，但其中的艱辛，也只有當事人才能體味。
2003年，沈陽的電影市場逐漸感受到了溫暖，只是這溫度尚不及把沈陽電影人的心烙熱，新的危機又現，因為“狼來了”。
“狼來了”剛剛加入世貿不久的中國市場，每每想到或遭遇強大的競爭對手時，都不得不以這樣一個詞匯來展示對自身的憂慮和窘困。那時因為有相關的保護條例，國外的“狼”還屬遙遠，特別是在電影產業上，來的“狼”反而是國內的同行，院線制帶來市場，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競爭。2003年，有著上海聯合院線為依托的永樂影城進軍沈陽，其在上海灘電影界已經打出自己的天地，對于這樣的入侵“狼”，剛剛感受到一點溫暖的沈陽電影界又感受到了冷風習習。
永樂影城依托新瑪特商場入主中街，感受壓力最大的莫過于光陸。當時光陸一年的票房大約800萬，永樂的洶洶來勢讓悲觀者想到了洗牌，讓積極者燃起了斗志，魚死網破貌似不可避免。而一年之后的結果卻是出奇的平靜：兩家影院都經營良好，誰也沒搶走對方的飯碗，反而是日漸培養起來的電影市場讓兩者都吃得飽，且共同創造著沈陽節節高升的票房成績。
而此時的市場，僅僅是剛剛開拓而已，還可以分享的容量更是大得驚人。正是看到了這個事實，大規模的影院建設全面爆發。“全國的影院，從2000年到2009年，收益從9億到63億，去年更是超過100億；影院的建設速度，2008年全國大約有4000塊銀幕，平均一天新增一塊，一周新開業一家影院，到了2009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一天增1.36塊，4.5天開一個新影院，而到了2010年，平均速度是一天增加2塊，一周有兩個影院新開業。”李富林說。
沈陽的觀眾對這一變化有更直觀的感受，“原來看電影就去中街、太原街，現在哪兒都有電影院了。”家住三好街附近的一位市民這樣說。
目前沈陽的十余家影院，分布于太原街、中街、渾南、長青、青年大街市委附近、沈陽北站、鐵西、三臺子等地區。同時，影院的投資渠道也日趨多元化，國企、民資、外資，而萬達等影院的投入使用，標志著房地產商進入電影業。據悉，今年還將有成龍、七星等三家影院開業，怎樣的一個市場，能引來如此聚焦的目光？
“市場遠遠沒有飽和。”這是很多業內人士對目前沈陽電影市場的看法。根據以往的數據顯示，人均擁有的銀幕數計算，天津平均每6萬人1塊，北京、上海已經達到每1萬人1塊，沈陽按700多萬人口算，大約平均11.7萬人有1塊銀幕。
因此，內部人士依舊認為，此時此刻的沈陽電影業，仍舊處于一個好的發展機遇中，因為觀影者的習慣已經在十年中被培養起來，電影院不再是電影發燒友或者情侶的專屬產品，而是大眾消費場所，成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但問題并非沒有。十年來商業電影火熱，而文藝片等小眾電影被冷落，甚至沒有可以放映的場所；一些商業大片帶來票房也帶來了罵聲；電影院分布集中在大城市，二三線城市還是空白。
未來，全國電影業的目標是達到10萬塊大銀幕，而我省也特意下發文件，希望將我省打造成電影生產大省和電影產業強省，特別是讓農村的電影建設迅速發展，“2012年底前，每個市所轄縣（市、區）至少建設改造一家數字影院；2015年底前，所有縣（市、區）都要完成建設改造數字影院任務。”李富林說。
有關部門的想法是，屆時城市里不但有商業大片的放映地，一些小成本影片也有機會走進院線進入放映廳，因為數字機不會再受到拷貝的限制，這些影片可以不僅僅在一線城市放映，二三線城市也可以同步上映；而在農村，老百姓可以免費或者以較低的票價觀看到一些公益片或者商業片。屆時，文藝電影以及小成本影片會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些年商業電影以炒作制勝而缺少文化內涵的指責，也會隨著市場化的深入發展，得到相應改善。
改變正是在這樣水滴石穿般地進行。如今的李富林致力于在虎石臺地區開設新影院，以加盟中影集團院線為依托，這一次他所創的記錄是東北地區第一家建在鄉鎮的多廳電影院。以往由院線主導的市場多集中在一線城市，小城鎮由于沒有拷貝，無法在第一時間放映最新的電影，于是就有了幾年前周邊城市的影迷組團來沈陽同步觀看《阿凡達》的新聞。在這樣一個電影大發展的時機下，李富林愿意響應國家的號召，嘗試第一個把電影市場推進到鄉鎮地域，并對此充滿信心。
當然，隨著改革的深入，對引進片的進一步開放也是勢在必行，未來的競爭，也將不止于國內，結果如何，即將到來的是“餓狼”還是“灰太狼”？
也許下一個十年會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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